古早時代，由於統治者掌握了論述權—神權、王權、軍權、資訊和幾乎所有社會資源，「執政的正當性」很容易確立，也很容易鞏固，甚至往往成為其他機制正當性的賦予者。「國家」、「皇家」、「官方」都代表著某種不可質疑與侵犯的權威。隨著時代的演進，當上帝離席、威權退位、傳統式微，甚至連武裝革命也沒什麼條件發生時，人民的同意或滿意已成為執政正當性唯一的來源。
但是，人民也不一樣了：權利意識越來越強、容忍度越來越低、資訊越來越多、能力越來越好、動員越來越快、也越來越不信邪。因此，越來越少統治者先天就具有足夠正當性，而且沒有一種正當性可以永遠持有、長久持有，甚至任期內持有了！
在目前的文明社會，統治正當性的獲得與強化，主要來自選舉、政績（或執政能力）、人民的喜愛或其他社會基礎。選舉是執政正當性最主要的來源；選舉方式越普及、公正、得票率越高，正當性就越高。一般民主國家皆是如此。但這也只能保證開票當天的正當性。
有些時候，政績或執政能力更為人民所重視，特別是政治環境特殊或缺乏普選機制的社會。像中國大陸的執政者，就必須以更顯著的治理能力與效率去維持人民對其執政正當性的承認。在國家處境較艱困、資源不足或政績不佳時，和人民互動時的表現、獲取人民的信賴與喜愛也十分重要；有些草根性較強的領袖或虛位元首，特別需要經營這種形象力。
社會基礎也是執政正當性的保障。它指的是某種比較隱含的，和社會主流、和傳統價值的自然連結力；往往跟族群、信仰、血緣或共同經驗有關。社會基礎會讓統治者主觀上的「自我正當性」增強，客觀的「執政正當性」更堅固；反之則會顯得脆弱、無力、自我設限、執政雷區也多。我就覺得，身為少數族裔，歐巴馬的總統威權是打過折的，倫敦的回教市長、雅加達的華裔市長也是。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人民權利意識高漲下，任何人的執政正當性都會受到前所未有的檢視、挑戰與威脅。領袖、政府或任何統治機器的操作者失去了以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代表國家的威望和儀式化的榮耀與特權，反而更像公僕、靠納稅人供養的職員，或要向眾多股東負責的經理人；這樣的趨勢再加上網路世紀的到來，民間往往擁有和政府不相上下的資訊質量、專業判斷與政治自信，更有遠遠超過政府的媒體動員力。執政者不但無法再黑箱作業，而且得公開、透明地隨時接受媒體、學者、社會各界，甚至無知但音量夠大的某些民眾的品評、指責、指導或施壓；而在每一次的公開討論與批判中，執政正當性都會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考驗。
香港主政者當前的困境，我覺得，可能在於過去多年它沒能透過前述種種面向來回應人民對其執政正當性的質疑。而那句善意而粗略的「五十年不變」原則，也帶來執政理念上的誤解—人民珍惜與喜好的固然要保留，但是：階級化的社會、放任式的思維（重競爭而輕弱勢）、依賴市場機制、輕忽分配正義…有些原始資本主義或掠奪式經濟的餘緒怎可不加清算就概括繼承呢？人民求新求變、要求更有尊嚴的生活，怎可能不力圖理解、追上時代呢？以至於對許多人來講，普選是回應質疑最簡單直接的方式。
（作者為作家）
